1986年4月，北京中南海西花厅，邓颖超站在海棠花盛开的院落里，李鹏与夫人朱琳分立两侧，轻轻挽住她的胳膊，三人留下了一张十分难得的合影。照片没有隆重场面，却让人看见了一种特殊的亲情。 李鹏当时已担任国务院重要领导职务，邓颖超也已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。两人的关系，既有革命家庭之间的深厚情分，也有烈士后代与老一辈革命家的长期联系。 不过，李鹏本人曾专门说明，他并不是周恩来、邓颖超正式收养的儿子。有人称他为“养子”，更多是因为这对夫妇长期关心、照料烈士后代，李鹏从少年时期起便称呼他们为“周伯伯”和“邓妈妈”。 这种关系，不能只用一张照片解释。 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是早期革命者，1931年在海南英勇牺牲。李鹏幼年失去父亲后，周恩来、邓颖超以及许多老同志都对他的成长给予关怀。邓颖超关心的并不只是李鹏一个人，而是一批革命烈士留下的孩子。 有一次，邓颖超曾对身边人说，孩子们叫她“邓妈妈”，并不是因为有了收养手续，而是因为革命队伍中形成了彼此照料的传统。称呼朴素，背后的责任却很重。 合影所在的西花厅，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住宅。它位于中南海西北部，原为清末摄政王府西花园的一部分，始建于1909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选择这里作为居所和办公地点，海棠花与院中的“不染亭”，是他格外留意的景物。 西花厅面积并不宏大，前院有传达、收发、车库等设施，中院设有客厅、办公室和卧室，后院则安排了小厨房、锅炉房等。房屋年久失修，冬冷夏漏，条件谈不上舒适。 工作人员曾提出全面修缮，周恩来没有同意，只允许处理屋顶漏雨等急需修补之处。1958年夏天，他的办公室漏雨严重，冬季又阴冷潮湿。邓颖超和工作人员多次劝说，他仍然坚持节俭。 1959年，工作人员趁周恩来和邓颖超外出视察时，对西花厅进行了较大修缮。周恩来回来后很不高兴，还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。他说：“我带一个好头，影响一大片；带一个坏头，也影响一大片。” 修缮后添置的地毯、沙发、窗帘和吊灯，也按要求撤了回去。周恩来并非不知道办公和居住环境的重要性，而是认为国家刚刚建立，财政力量有限，国家建设有更多急迫的用钱之处。 “这里能住，就不要铺张。”这类话，他反复讲过。 西花厅的海棠花，则成为邓颖超晚年记忆中最重要的景物之一。周恩来离开这里后，花还在按时开放，院落却少了那个经常在花下工作的主人。1974年6月1日，周恩来因病住进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，此后再没有回到西花厅。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，周恩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8岁。邓颖超没有马上搬离西花厅。工作人员担心她触景伤情，曾劝她另换住处，她仍选择留在那里，继续生活在这座院落中。 1986年那次合影，恰好发生在邓颖超口述整理《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》的时期。她曾叮嘱记录人员，如果自己和周恩来都已离去，文章认为可以发表，就作为对周恩来的追忆；若不合适，便将原稿烧掉。 这篇文字后来在邓颖超逝世五周年后公开发表。她写道，周恩来在西花厅居住了整整26年，而她留在这里的时间更长。海棠花年年盛开，院子里的生活痕迹，却随着两位主人的离去而成为历史遗存。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，邓颖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8岁。此后，西花厅作为周恩来、邓颖超共同生活和工作的故居，被完整保存下来。那张照片中的李鹏与朱琳，也成为这段特殊历史关系中，少见而具体的一幕。 特别
